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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标题:沈伯俊:给成都老百姓讲三国)

传历史文脉,固城市之根,“天府文化讲堂——名家进社区”活动8月21日开讲。首期主讲为著名三国文化研究专家沈伯俊,在七道堰讲“三国文化与成都”,与社区居民零距离互动,分享三国传奇。

“天府文化讲堂”将每月在各社区举行一次,届时成都市著名专家学者轮番登台,以深入浅出的讲座,让更多的成都人感知天府文化的内涵,将天府文化的精髓深植于老百姓的心中。

主讲嘉宾

沈伯俊,1946年4月生于重庆,原籍安徽庐江。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。历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、所长、研究员等,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兼任南开大学教授、中国《三国演义》学会常务副会长、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、中国《西游记》文化研究会理事、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。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、四川省专家评议(审)委员会委员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

手记

2017年8月21日 成都

“三皇五帝始,尧舜禹相传,夏商与西周,东周分两段,春秋与战国,一统秦两汉,三分魏蜀吴,两晋前后延,南北朝并立,隋唐五代传,宋元明清后,王朝至此完。”这60个字将中国的上下五千年拉了个通透。

但是如果做个全民普查,哪一段中国历史最让人熟悉和感兴趣?相信一定是三国时期。为什么呢?究其原因,主要有二:第一,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令腐败的东汉政权摇摇欲坠,此后大量忠臣、奸雄、文臣、猛将纷纷走到台前,在历史舞台上集中爆发出如同超新星般炙热耀眼的光芒;第二,罗贯中的小说《三国演义》塑造出了一个个脍炙人口的三国人物,那种积极进取、坚韧不拔的文化氛围,成为中华文明的缩影,散发着令人着迷的魅力。三国题材的文创作品,无论是戏曲、电影、电视剧、广播剧还是游戏,早已突破了国家、文化和年龄的界限,风靡全球。

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首都,即使在2000年后的今天,也被浓郁的三国文化重重包裹,闻名世界的武侯祠、沟通蜀吴的万里桥、绝美的蜀锦……这些来自三国文化的点点滴滴,汇聚成了成都令人瞩目的名片。从小受三国文化熏陶的成都人,也对三国历史和故事毫不陌生,聊起天来也能讲个头头是道。所以,首场“天府文化讲堂——名家进社区”选在三国氛围最浓的武侯区,并请来了全国著名的三国文化专家沈伯俊先生,确实是合适又合时的。

沈老师讲座最大的特点是深入浅出,语言生动有趣,比如描述关羽到底用什么武器时,他说:“正史没有正面提到,但肯定不是青龙偃月刀。大家想想,82斤的刀拿起来好恼火哟,还没开打就把自己给累倒了。而且根据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记载,关羽是 刺(颜)良于万众之中 ,大刀的用法都是砍,你看哪个拿起大刀去刺别个的?就像今天用菜刀杀鸡,也是砍或割,用刺的话咋个杀得死鸡嘛?所以关羽的武器,应该是枪或者矛。”

这种轻松愉快又能收获知识的风格,引来上百位社区中的老老少少,围坐一起,聚精会神地聆听沈老师的妙语连珠,连过往的行人也忍不住驻足倾听,以至于忘了时间,猛然回过神来,懊恼地看了看时间后,又匆匆离去……

对话 赵云的魅力 关羽的遗憾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:成都在三国文化的研究上也颇有建树。

沈伯俊(以下简称沈):是的,成都对三国文化研究保持着高度重视,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。成都有一批专门研究三国文化的机构和学术团体,有很多重要的学术阵地,还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三国文化研究学术活动,这里早已成为公认的三国文化研究中心。

记:三国历史最重要的记录者陈寿与成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。

沈:的确。陈寿与蜀汉政权,特别是与成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。陈寿是巴西郡安汉县(今四川南充)人,但成都是他求学与成才之地。陈寿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,师事同郡著名学者谯周,而谯周早就到成都担任蜀汉主管教育的官员了。陈寿学成后就在成都做官,亲身经历了蜀汉后期的历史,熟悉刘蜀集团的发展历程和相关资料,为他后来撰写《三国志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记:您刚才讲了许多三国时期的人物故事,却似乎漏掉了赵云?

沈:其实赵云是我最喜爱的三国人物之一,早在1986年,我就写过一篇《论赵云》,详细论述了历史上的赵云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赵云形象。

历史上的赵云具有四大优秀的品质,是三国时期乃至中国历史上的武将身上很少看到的。第一,深明大义。赵云最初离开袁绍投奔公孙瓒时,理由是“从仁政所在”,充分说明赵云在思想境界上高出一般的武夫,对政治和社会有着清醒而正确的认识。第二,忠直敢谏。刘备入主益州后,想把成都的房屋土地分给功臣,在大家都默认的情况下,只有赵云挺身而出,指出应当将房屋土地还给百姓,以此来争取民心。这证明赵云有极为远大的政治眼光。第三,公正无私。赵云曾俘虏了曹魏将领夏侯兰,这人和赵云是发小,赵云不是徇私卖放,而是把夏侯兰带到刘备跟前,并向刘备举荐,公事公办。第四,谦虚谨慎。赵云是元老,立功无数,还救过刘禅两次,但他从不居功自傲,对后来居上者也能友好相处。

平心而论,赵云在统帅能力上或许并不出色,论战功、官职也不及蜀汉的超一流将领,但却以不一样的人格魅力成为那个时代非常耀眼的将星,也被《三国演义》塑造成了集忠义、武艺、人品为一体的完美武将。他的优秀品格,时至今日也足以成为世人榜样。

记:对关羽失荆州,前人用了“大意”二字,是这样吗?

沈:这背后有着许多原因,并不单单只是大意。第一是关羽“刚而自矜”的性格弱点,第二,曹魏方的挑拨离间,第三,孙吴的背信弃义,第四,刘备、诸葛亮对孙权夺取荆州的意图认识不足,特别是对他背弃同盟的行为毫无防范,最终导致关羽被擒而亡。此外,鲁肃过早去世,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这一点是我最近提出来的。鲁肃是孙刘联盟的最早倡导者和坚定维护者,是有长远眼光的统帅,可惜他在217年去世了,年仅46岁,其继任者吕蒙是个纯粹的“东吴利益至上”者,仅两年后就一手炮制了袭取荆州的恶行。这实在太令人惋惜了!

实录

探索真实的三国人物

很多人对三国的印象都来自于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。诚然,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,《三国演义》为这段历史添加了更加丰满的血肉,通过演绎、虚构、渲染或移花接木的方法,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脍炙人口的三国人物,比如武功无双的吕布、忠肝义胆的关羽、勇猛暴躁的张飞、算无遗策的诸葛亮等。《三国演义》的描写,既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,又有所创新和突破,使他们更容易被老百姓接受和喜爱,为广义三国文化的形成与普及,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但《三国演义》毕竟是一部小说,既然是小说,自然有许多艺术虚构。如果对历史上的三国人物缺乏足够的了解,直接把小说形象等同于历史原型,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。

比如诸葛亮,《三国演义》将其塑造成算无遗策的谋士型人物,这就有点片面。诸葛亮最大的才华其实并不在军事上,而是在政治上,他不仅预见了三分鼎立的天下大势,而且在担任蜀汉丞相期间,安抚百姓,恢复生产,发展科技,兴修水利,制定官制,平定南方,然后北伐中原。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的成就外,他还是杰出的外交家、散文家、发明家等,我们不能将他单纯地看成一个智囊型的人物。

《三国演义》还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关羽温酒斩华雄、斩颜良、诛文丑、过五关斩六将、水淹七军等故事,大家对关羽的印象就是刘备的结拜兄弟,身长九尺,面如重枣,美髯飘飘,手持青龙偃月刀,脚跨赤兔马的英勇忠义形象。但事实上,历史上的关羽和刘备并非结义兄弟,因他和张飞追随刘备很早,一直忠心耿耿,刘备很器重他们,所以对他们“恩若兄弟”。前面提到的战功,只有斩颜良基本符合史实,历史上斩华雄的是孙坚,诛文丑出自曹操的计谋,过五关斩六将也纯属虚构。由此可见,人们熟知的关羽战功,大部分是《三国演义》“送”给他的。

广义的“三国文化”观

到底什么是“三国文化”?这个问题不仅在普通群众中难以得到科学的认识,在学术界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够明确。之前有学者提出,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文化;也有学者提出,三国文化是三国时期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。这两种说法对不对呢?对!够不够呢?不够!

成都武侯祠算不算三国文化?回答肯定“是”。但按某些学者的提法,武侯祠就不算三国文化。因为成都武侯祠始建于公元4世纪初,最初并没有与三国时期建好的惠陵和汉昭烈庙合并,一直到明朝才将三者合一,统称武侯祠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武侯祠,更是在清代康熙年间重修的。难道武侯祠就因为建在三国之后就不算三国文化了?这无疑是讲不通的。

按正史记载,三国时期的起点是公元220年10月,终点是280年3月。如将三国文化局限在三国时期里,那我们熟悉的很大一批名人就不能算“三国人物”,包括曹操、关羽、周瑜、袁绍、董卓、吕布等等。我们很难想象,三国文化缺少了这些主要元素,如何还能够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国文化。这就需要谈到第三个层次的“三国文化”观,也就是我在1991年提出的大文化的“三国文化”观。

我认为,“三国文化”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,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,以《三国演义》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,它是一种世代累积型文化,是漫长历史时期中民众心理的结晶,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,在世界各地也广泛传播。我对“三国文化”概念的界定,得到学界同行的普遍认同。

蜀汉是三国文化的中心

三国遗迹遍天下。武侯祠并不是成都独有,而是在全国几十个地方都有,诸葛亮没有到过的地方也有武侯祠。至于关帝庙,那更是数不胜数,到了清代,不仅全国每个县都有关帝庙,而且很多乡、村、镇甚至私宅也有关帝庙,而且关帝庙早就走出了国门,随着海外华人华侨的足迹,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。这些三国文化遗迹和受三国文化影响的地区,我认为可以分为几个层面。

第一个层面可称为原生三国文化的核心地区,成都理所当然算一个,而且站在大文化的角度来看,成都应是原生三国文化的第一城。纵观全国的三国遗迹,与蜀汉相关的遗迹绝对是占比重最大的一个,不仅在成都,在曹魏和孙吴故地,最多的三国遗迹也与蜀汉相关,例如曹魏首都洛阳的关林(关帝庙),曹魏陪都许昌的春秋楼和灞陵桥,孙权曾经驻守过的镇江有甘露寺……

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,它说明什么现象呢?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三国时期曹魏是中心;但从大文化角度来看,蜀汉却是三国文化的中心。

三国文化在成都千年传承

文化在一个地区的传承,不仅要看遗留下来多少当年的遗迹,也要看这种文化对当地的民风民俗乃至老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。成都作为蜀汉时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,在长达上千年的三国文化传承中,一直处于中心地位。

今天,成都保存了众多的三国遗迹,大家最熟悉的是武侯祠,还有武侯祠旁边复建的“锦里”古街。闻名中外的都江堰是战国后期蜀郡守李冰所修,但很少有人知道,诸葛亮治蜀期间设置了专门的堰官,统率1200士兵,负责保护和疏浚都江堰。这一制度,为此后历代所沿袭,这才使都江堰持续发挥功效两千余年。可以说,李冰对都江堰有开创之功,而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。此外,还有刘备称帝即位处的武担山、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饯行处的万里桥、治水所筑的九里堤,以及新都的八阵图、马超墓,蒲江石象湖的严颜殿等。

如果说三国遗迹是三国文化留下的物质财富的话,成都还有许许多多源自三国文化的精神财富。成都人喜爱的川剧、评书、清音、竹琴、金钱板等曲艺门类,三国故事仍是最大宗的题材,比如传统川剧中的三国戏多达150余出,数量远超过其他题材的剧目。成都的文艺工作者一直以很大的热情,对三国文化题材进行改编与再创作,比如川剧作家们创作新编川剧,包括李明璋的《和亲记》,隆学义的《貂蝉之死》等;四川人民广播电台108集的《三国演义》广播连续剧,堪称中国广播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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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标题:沈伯俊:给成都老百姓讲三国)